離婚登記處的年輕人：全職太太、二胎家庭是高危人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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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婚登記處的年輕人

上海浦東新區(qū)的婚姻登記處存在冷暖分明的兩種顏色。左邊是結婚登記處，一片紅色背景，墻上掛著粉色的愛心，上書“今天，我們結婚了”;右邊的離婚登記處，白色為主，素雅安靜，人們坐在小小的圓桌子旁，一邊斗嘴，一邊在分家析產(chǎn)的離婚協(xié)議書上簽字。

同一個辦事大廳里，還有2間不足10平方米的婚姻咨詢室，每天上演著人情冷暖。最熱鬧的時候，一間咨詢室一天進出30多對夫妻。有哭著進去、摟著出來的;有繃著臉進去、哭著出來的;也有嘰嘰喳喳進場、沉默不語出場的。

民政部公布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2002年開始，中國的“粗離婚率”一路走高，從2002年的0.9‰升到2015年的2.8‰。在上海，2017年登記結婚58493對，離婚25509對。

90后姑娘王梅艷是這兩間婚姻咨詢室的負責人，上海睿家社工服務社總干事。睿家服務社以每年40多萬元的價格承接了浦東新區(qū)婚姻登記處的婚姻家事公益輔導服務，主要針對那些到民政局登記離婚的夫妻。過去8年來，服務社總共接待了10萬多對夫妻(含婚內咨詢)，勸和2500多對“準離婚”夫妻，勸和成功率約為6%。

而在上海面積最大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最快的浦東新區(qū)，2017年共有11426對登記離婚的夫妻，其中3119對是80后夫妻，而在3119對中，結婚1年內離婚的有507對。“現(xiàn)在要關注年輕人沖動型離婚。”在上海市共青團與人大代表、政協(xié)委員面對面活動中，浦東新區(qū)民政局相關負責人施泉平提出上述“新關注點”。

全職太太、二胎家庭易離婚

因為誰負責洗碗、誰負責照顧小狗、老公不能每天按時回家等瑣碎事務，90后姑娘倩倩鬧到了婚姻登記處。離婚的導火索，是一只存放狗糧的食盆。

吃完晚餐，丈夫小羅在倩倩的指揮下，把寵物狗的食盆給洗了。洗完后，小羅沒有擦干食盆，直接把食盆放在了沙發(fā)邊上。倩倩為此怒不可遏，“食盆要擦干，要放在衛(wèi)生間里才行”。

結婚前，倩倩像公主一樣被父母寵愛、被男友寵愛，每天下班，男友都會在公司門口準時接送;結婚后，倩倩抱怨丈夫幾乎從不按時回家，經(jīng)常下班后跟朋友一起混、喝酒，很少回家吃飯。

“結婚還不到1年，因為一點兒小事，就要離婚。”睿家服務社的兼職專業(yè)志愿者周興蓉每周都會到婚姻登記處值班兩天，最近幾年，她遇到的80后、90后年輕人越來越多，“女方要戀愛感，男方要獨立空間，一言不合，就要離”。

王梅艷整理了睿家最近幾年的案例數(shù)據(jù)資料發(fā)現(xiàn)，浦東地區(qū)的離婚人群呈現(xiàn)出年輕化、非理性、沖動型、懵懂型等特點。目前，離婚人群中25~29歲年齡者人數(shù)最為龐大，其次是30~35歲人群。從夫妻婚后生活的時間長短來看，結婚3~5年的離婚者最多，其次是結婚1~2年的人群。

也就是說，25~35歲、結婚5年以內的夫妻處于離婚“高危階段”。而處在這個年齡段里的全職太太、二胎家庭，則是“高危人群”。

33歲的全職太太娜娜鬧離婚時，孩子才2歲半。她追求自己的生活，每周定期出門與朋友聚會，每次聚會必埋單。她要實現(xiàn)自己的人生價值，要出去讀書進修，還打算重新找工作。

但這樣的“合理要求”卻屢次被丈夫拒絕，“你是一名幼兒園老師，出去工作能掙多少錢？還不如在家把孩子教教好”。

直到在婚姻登記處盤算家產(chǎn)時，她的“碼農”丈夫才發(fā)現(xiàn)，家里不僅沒有1分錢存款，還欠下了6萬元債務。就連孩子幼托班上個月的學費，都是妻子問朋友借來的。“錢掙了就是要花的，留著干嘛。”這是秉持“一定要對自己好”的全職太太的觀念。

長期與社會脫節(jié)，使得娜娜變得愛慕虛榮，愛在朋友面前撐場面，她覺得自己在家是“浪費人才”“犧牲自我”，而所有的一切，都怪丈夫、怪孩子。

全職太太中的另一個極端是，完全放棄自我。“丈夫發(fā)展得越來越好，妻子越來越失去魅力、失去性格。”王梅艷說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施行后，越來越多女性為了生二胎，選擇回家做全職太太，成為離婚高危人群。很多人在家“奶孩子”，奶著奶著，把自己搞出了抑郁癥。

手機成家庭關系“殺手”

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在浦東新區(qū)婚姻登記處見到了這樣一對夫妻：妻子與咨詢師熱絡地聊著，丈夫一邊玩著手機游戲，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咨詢師的提問。被問煩了，他抬起頭撂下一句：“那又怎么樣？我已經(jīng)不愛她了。”然后，繼續(xù)低頭玩手機。

這個表示已經(jīng)“不愛”妻子的男人，有個9歲的大女兒和5個月大的小女兒。而他自稱從一年半前就已經(jīng)完全不愛妻子了。“但還生了個老二？”周興蓉追問他，他又回了一句：“那又怎么樣？”

周興蓉告訴記者，這樣不尊重咨詢師、成天低頭看手機的青年夫妻不在少數(shù)，幾乎所有咨詢師都會遇到。“手機、手游正成為家庭關系的‘殺手’。”周興蓉是有依據(jù)的，她接觸到的幾乎每一對夫妻，在控訴對方對家庭、對自己漠不關心時，都會帶上一句：“在家就玩手機。”

36歲的小娟形容自己是在跟手機、跟摩托車“搶老公”，“大多數(shù)時候跟摩托車車友會的在一起混，喝酒;偶爾在家，就刷手機、玩游戲”。小娟說，自己與丈夫幾乎沒有交流。

但與此同時，這個全職媽媽卻肩負著兩個孩子的生活起居、學習培訓，形容自己是一個忙得連手機都顧不上看的人;丈夫卻閑得可以天天出去飆摩托車、在家玩手機游戲。這與小娟原本想象中的婚后生活大相徑庭，結婚前，她是一個在父親手心和兩個哥哥肩膀上長大的“小公主”。

咨詢師孫福革見過太多因為手機引起的家庭紛爭，有時是男方用手機約網(wǎng)友見面，女方定期檢查男方手機;有時是女方身為家庭主婦，沉迷網(wǎng)絡游戲，在游戲里尋求網(wǎng)友安慰。

并不是每一個家都要“勸和”

盡管相關部門對睿家服務社每年“勸和”的夫妻總數(shù)有一個基本的“硬性指標”，但睿家那些持有專業(yè)社工證、心理咨詢師證、婚姻家庭指導師證的專家志愿者們，卻并不“唯指標論”。

“最早的時候，我們是做勸和工作，現(xiàn)在我們不再勸和了，我們是做‘婚姻家事輔導’。”王梅艷說，睿家的前身是2010年浦東新區(qū)民政局牽頭成立的家庭事務工作項目組，與老年事務、青少年事務工作組一起，負責探索特定人群的專業(yè)服務模式。項目組后來變成了獨立的社會組織，定點定時駐扎在婚姻登記處從事“勸和”工作。

早些年，專業(yè)社工和志愿者們確實在從事“勸和”工作，總讓夫妻雙方“忍一忍”。這種“勸和”在50后、60后夫妻身上最管用，但隨著70后、80后、90后離婚人群的增多，年輕夫妻開始對“勸和”產(chǎn)生了抵觸。

比如，一些高知青年，在自學了許多心理學知識后，仍然無法解決家庭矛盾，就會意志堅定地要求離婚。志愿者用共情等專業(yè)方式進行調和時，對方會來上一句：“我們是各自原生家庭帶來的問題，天生缺愛，矛盾不可調和。”

孫福革就“勸分”過不少“真的很不合適”的家庭。

一名28歲的女青年與30歲的丈夫育有一女，妻子反映，丈夫總愛在家偷偷穿著女性內衣、踩高跟鞋，她還發(fā)現(xiàn)丈夫有很多“男朋友”。“第一次勸，他倆為了孩子愿意繼續(xù)共同生活;第二次再鬧過來，我說還是算了，女方還年輕，別耽誤了自己。”孫福革說。

一對生活條件優(yōu)越的年輕夫妻，女方29歲，男方35歲，女方因為對離婚協(xié)議不滿，鬧到了婚姻咨詢室。“他掙那么多錢，一個月才給我和孩子20萬元生活費，讓我怎么過？”女方拿出一份月租金高達5萬元的租房合同，甩出3個字“不夠花”，男方則直接走人，不接受任何調停和咨詢。

孫福革記得，那位女士在婚姻咨詢室里哭哭啼啼了一個上午，控訴對丈夫的種種不滿。最后，孫福革勸她：“你每月花掉5萬元房租，還有15萬元可以生活用，省著點花也不錯。有的男人離婚每月才給1000元生活費，知足吧。”

好聚好散的高素質夫妻越來越多。一對都在外企擔任中層管理者的夫妻來登記離婚，男的坦言自己有外遇，并且想與第三者結婚;女方則說：“我愛你，就讓你過你想要的生活。”

在孫福革記憶里，這是她最喜歡的一對夫妻，郎才女貌、極其般配，“從內心來講，很希望能勸和，但這種人往往主意很正，好聚好散”。臨走時，雙方都沒有憎恨對方的意思，男方還勸慰女方：“以后咱還能來往。我爸媽也喜歡你，你們可以繼續(xù)相處，我不干涉。”

“高知”人群最難輔導

梳理了這么多年的案例，王梅艷發(fā)現(xiàn)，以機關公務員、科研工作者為主的“高知”離婚群體值得關注。從職業(yè)上來看，公務員和科研工作者成為離婚的“高發(fā)區(qū)”對象。

33歲的大學教師麗麗從一進婚姻登記處的大門開始，就表現(xiàn)得極為強勢。她是一名年輕的副教授，每天要喝3杯咖啡，站在講臺上授專業(yè)課。但她卻把自己的科學精神，用到了家里。

在家里，所有的事都由她安排。婆婆每天上街買菜，她要求記賬;丈夫很少與她有親密舉動，兩人一起逛街就像“路人”;女兒每天按照她定的時刻表完成各項運動和作業(yè)。鬧到離婚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婆媳關系不和。

“婆婆和丈夫在一旁不吭聲，就見她張牙舞爪地把每個人都說得一文不值。”孫福革接觸的案例中，類似的高知家庭并不少見。

與科研工作者不相上下的，是機關公務員。

最近一段時間，孫福革已經(jīng)接觸到了3對警察夫妻要求離婚的案例。離婚的原因非常雷同，“一方要求對方隨時on call(隨叫隨到)，另一方則工作沒正點、回家玩心重，幾乎照顧不到家庭”。

有一個警察妻子這樣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——每天就是上班+喂奶，雙胞胎女兒天天睡在身邊，“見不到丈夫，見到了他通常在家玩手機”。

妻子認為，這樣的丈夫，有沒有都一樣，因此執(zhí)意要離婚，“我一個人帶孩子，做同樣多的事情，但比跟他一起帶幸福得多”。

一個值得關注的現(xiàn)象是，越來越多的高知家庭愿意付費享受優(yōu)質的婚姻家庭咨詢輔導。2017年，有10多對夫妻主動向睿家服務社支付每小時800元~1000元的咨詢費，尋求督導級別或者教授、副教授級別的資深專家提供支持。

這與過去的離婚夫妻對自身家庭問題羞于啟齒完全不同，“年輕人的價值觀更加開放，他們一邊追求自我，一邊希望處理好家庭關系”。王梅艷近年來見到很多“自學成才”的離婚夫妻，他們中的一方不僅具備基本的心理咨詢知識，還咨詢過身邊的專業(yè)人士，“他們會要求更加高階的服務，對我們的工作也帶來挑戰(zhàn)”。

(為保護隱私，文中離婚當事人均為化名)